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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陈伯说起陈伯吹翻译的《绿野仙踪》，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那个被龙卷风刮到奥兹国的小姑娘多萝茜（也有译本为“桃乐丝”）。

可奇怪的是，这个著名的儿童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他的儿子陈佳洱却和文学毫不沾边儿，19岁就做出第一个核发明，21岁参与了原子弹研发，是飞声海内外的核物理学家、加速器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英国物理学会特许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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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文从理”,小作家化身理工男

1934年10月1日，陈佳洱生于上海，成长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

父亲陈伯吹先生被称为“中国的安徒生”，是他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他虽然每天读书、写书、编书，但是很注重对小佳洱的教育，经常给他讲故事。开始他讲故事很详细，慢慢地就讲得很简略，而且常常讲到一半就打住，让小佳洱自己去看。渐渐地，陈佳洱就自己学着看童话故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做钢琴教师的母亲。

渐渐地，小佳洱迷上了童话故事，学习能力也越来越强，一有空就在书房里读书看画报。家中书橱里不但有陈伯吹写的各种童话书，还有古今中外文学书和各类报刊、画报。尤其是父亲写的《阿丽思小姐》、《波罗乔少爷》、《华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们》等故事深深打动了陈佳洱。他立志也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位作家。三年级时，他已经能够独立读书看报了，甚至还模仿当时的《小说月报》装订了一本只有自己一个作者的小说月报。读初中时，他还把父亲送他的英文版著作《森林中的红人》翻译成中文，在《华美晚报》上发表。

但陈佳洱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科学家呢？

除了儿童文学，陈伯吹对科学也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不但对陈佳洱进行了文学启蒙，还引导儿子追求科学。陈佳洱很小的时候，陈伯吹就用跳舞的纸片小人教给儿子摩擦生电的原理，父子俩还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抗战时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陈伯吹一直在后方工作。1945年回到上海后，他常带儿子去看电影《居里夫人》《发明大王爱迪生》……他教导儿子“要像居里夫人一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陈佳洱对科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让陈佳洱立志投身科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37年上海沦陷，正上小学的陈佳洱和同学们每次上学经过日军的岗哨，都要被迫向日本人行礼，而且还要被强迫学习日文。可是老师们让孩子们偷偷把原来的“国定教科书”抄下来。只要日本学监不在，大家就偷偷读“国定教科书”。小佳洱明白，只有国家强盛起来，才谈得上个人的尊严和前途。

就这样，陈佳洱慢慢培养了崇尚科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弃文从理，立志为国家、为民族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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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伊消得人憔悴，百折不挠终不悔

迷上科学的陈佳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中学时，他对无线电特别感兴趣，就和几个同学一起成立了“创造社”，专门翻译一些国外的科学文章，发表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创造》。不仅如此，“创造社”社员们还自己动手做无线电收音机、扩音器等。毕业时，学校里做广播体操的扩音器就是他们自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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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未满16岁的陈佳洱考上了大连大学（即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电机系。当时的中学是初高中一贯制，根据成绩，他被分到了甲班，念5年（乙班需要念6年）。刚进大学时，因为年龄太小，削苹果把手弄破，护士给他挂了“小儿科”，于是从此他有了“小儿科”的昵称。

只要热爱，只要努力，年龄并不是问题。系主任王大珩先生是物理实验课老师，对实验要求很严格，很少有学生能到满分5分。因此大家约定，谁得了5分就请客吃花生米。物理实验课代表兼小组长的陈佳洱年纪虽小，但学习非常刻苦，有过一学期请吃三次花生米的光荣记录。

1955年，中央决定实施“两弹一星”战略，21岁的陈佳洱被调到北大担任助教，负责招生工作并协助建设物理研究室。1958年后，北大正式成立了原子能系（后改名为技术物理系），他正式成为北大教员。

尽管年纪轻轻，但陈佳洱舍得吃苦，善于钻研。这期间他做了一个电子感应的加速器，在学术界有了不小的影响，被选作第二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3年底又被公派留英两年半。

但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二月份回国后不久，“文革”爆发，陈佳洱被扣上“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漏网右派和特务嫌疑”五顶帽子，被关在印刷厂里打杂。1969年到1979年十年间他又被下放到汉中，整天种地、养猪、修铁路。

搞不了科学研究，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就好比植物失去的阳光。痛苦绝望的陈佳洱不得不把从英国带回来的书卖了，只悄悄留下几本笔记本作为纪念。

后来，清华大学调他去联合研究新型的直线加速器。他没有任何犹豫和委屈，立即投身研究。不久，他就发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提出“螺旋波导加速器”很有意义，申请回汉中从事螺旋波导加速器的研究工作。

研究期间，他和工人师傅一起，克服重重困难绕制成有足够机械强度的螺旋线，并在此基础上制成相互耦合的螺旋波导，最后完成了高频测试，并在预定高频功率下稳定运行。1983年，他在美国国际加速器会议上汇报了这一成果，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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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着头皮”当校长

一个优秀的学校需要有最优秀、最专业的领导引领学校发展。陈佳洱热爱科学，决心为科学贡献一生，却从来没有想过做“官”。

但当国家需要他时，他也从来不退缩。70年代末，他回到北大技术物理系，担任教研室主任。由于工作出色，1984年，50岁的他被提升为北大副校长，分管外事、科研，后来还分管方正集团（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当时叫），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1989年，陈佳洱成为代理校长，1996到1999年正式担任北大校长。面对组织的信任，他虽然反复强调自己没有能力，只是硬着头皮接下了重任，但却实实在在让北大朝着符合北京大学的地位相适应的方向有所发展。

他是师生们眼中的“亲民校长”。

他心中第一位的永远是学校。有一次北大停电，陈佳洱急得自己跑到配电室请工友赶紧修，对方竟没有认出他。

作为校长，他有配车，但除了外出开会，平时都是步行或骑车去学校。骑着自行车，公文包搁在前筐里，脸上是温和笑容的陈校长成了北大校园一景。

他是推动学科建设的“创新校长”。

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科建设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他给自己定下工作重心是“推动学科建设、引进学术人才。”

1998年5月，他和清华大学签订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协议书，建立”985“大学；为了促进学科之间的交融，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提议成立若干学部，推动课程交叉，规定文科学生至少修4个理科学分，理科学生也至少有4个文科学分。

他还是坚守课堂的“一线教师”。

作为一校之长，责任之重大，事务之繁杂不言而喻。但他无论多么劳累，却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每周都要给研究生讲授一次加速器物理。他说，只有自己上课，才知道教师想什么，学生想什么，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为他们服务。

2018年07月28日，84岁的陈佳洱参加了董卿主持的《朗读者》，深情朗诵了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

他谆谆告诫每一个有志青年：淡泊名利，抵制种种诱惑，一心一意地献身科学，将自己的理想融入到“中国梦”中，在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奉献的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是的股票配资好的有哪些，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没白活。我们需要更多像陈佳洱一样纯粹投身于科学事业的人，向他们致敬！